《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论》是刘道玉先生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份记录，挑选自他1985-1999年写成的7篇文章，而后15年（2000-2015年）写成的76篇文章。其中，既有针砭时弊，又有积极整改建言，可谓是“破之当头，立在其中。”

著者：刘道玉

责任编辑：王智梅（柴艺）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目录：

第一章 高教改革综论

高教改革30年的回眸与前瞻

中国高等教育六十年的变迁

中国怎样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

试析计划经济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论“高、大、全”思维对我国高教发展的影响

从大学教育的起源看西方教育的精髓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大学教育国际化的选择与对策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中国大学校庆何以如此之滥

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了方向

大学应当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教育改革必须以实验来推动

第二章 论大学的领导

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

论专家校长与校长专家

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改革刻不容缓——兼谈“空降”校长做法的弊端

民主选举校长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

大学校长应自觉践行和捍卫大学之道

校长怎样爱学生

领导者要有追寻美丽世界的渴望

呼唤新时代著名的教育家

中国现代为什么不能产生著名的教育家

怎样领导好一所大学

自觉认识与运用高等学校管理的规律

第三章 论大学精神

论大学精神的重建

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

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育必须有博爱精神

创造性是一流大学之魂

创造精神永不死

着力培养精神层面上的灵性——谈模仿思维的危害性

中国必须重建教育价值观

云时代：大学需要构建崭新的教育理念

书香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术走得更远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中国创新到底缺少什么？

第四章 论大学教育的模式

论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论一流大学的功能定位

中国高校功能定位刻不容缓

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构建

论大学创新体系的构建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有根本的突破

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第五章 论人才的理念

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论大学创造性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面向21世纪大学生的学习观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写在“钱学森之问”提出十周年

大学生怎样创造性地学习

大学生成才究竟决定于什么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第六章 论大学的教师

论大学教师队伍地建设

论大学教师的素质与魅力

论教师的自我解放

必须遏制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

苦练教学基本功，做学生欢迎的教师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师？

论高校教师队伍的综合管理

第七章 论大学的教学

论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改革

论大学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

论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实施途径

学分制对传统教学制度提出的挑战

知识爆炸与学习的革命

为大学文科改革献计三策

英语退出高考是短视症

创造性人才的特点与培养

走出选择专业的烦恼——为准大学生选择专业解惑

中国研究生教育必须大力整顿和改革

被异化了的中国博士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第八章 论学术、学风和学术环境

论重点大学科学研究的使命

论创造性简约思维方法及其应用

变：创造思维之源

争鸣：点燃新思想的火种

佩雷尔曼拒领菲尔兹奖的启示

做学问要有当和尚的精神

让校园成为智慧园——贺《光明日报》文化校园创刊

怎样根除学术腐败

高校学风亟待整肃

质量是学报的生命

再谈大学学报的使命——纪念《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

后记

代序： 教育改革需要进行新的启蒙

“启蒙”一词是来自于外国，最早出现于法国，法语是lumières，英语是enlightenment。大约在17至18世纪之间，法国出现了一个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通常被称为启蒙运动，代表性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这是欧洲历史上自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为确立资本主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对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及19世纪欧洲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康德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784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什么是启蒙》，首次对“启蒙”作了诠释。他指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从字面上解释，启蒙就是启迪、启发、开发蒙昧、破除迷信等。从本质上说，启蒙就是解放人的心智，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有独立的灵魂和判断能力。总之，欧洲的三大启蒙运动，对于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又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中国的启蒙运动肇端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合称为我国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首次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一种新鲜感，遂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鲜明的旗帜，对于思想尚处在蒙昧时期的国人曾起到一些启蒙作用。

这次启蒙的主要目的是反帝、反封建、拒和谈及惩办卖国贼，在这些具体目标上虽获得了成功，但相对深入的思想启蒙来说，五四运动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 除了社会各种因素以外，还因为这次运动在启蒙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先天缺失。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把自由摆在首位绝非偶然，因为自由是思想启蒙的灵魂，缺失了灵魂的启蒙运动，当然是不能成功的。从孤立角度看，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思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启蒙指导思想却存在遗珠之憾，那就是缺少了自由。试问：如果没有自由，何以能够实现民主与科学？这种先天不足注定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其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可谓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它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我国经过30多年的思想禁锢，对个人的迷信和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底部，“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教条胁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和行为，使他们失去了理性和自己的判断能力。推翻“两个凡是”犹如一枚炸响的春雷，从而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他们如释重负，喊出了“甩开膀子大干”的豪迈口号。我亲身经历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那时人人思改、人人思变，甚至说出“ 不是做不到，而是怕想不到” 的话，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和文化教育都进入了一个拐点。它的明显表现是，“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大批改革者遭到非难，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接受锻炼（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发展代替了改革，功利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GDP至上主义弥漫到一切领域，贪腐也有了“前腐后继”的态势。就高等教育来说，在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口号下，大学合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大专甚至中专都升格为大学，大学改名成风，有些甚至一改再改，追求名字越大越响亮越好，这完全是虚荣心作崇的表现。在单一的拉动经济的错误思想驱动下，大跃进式的扩招一直持续了20年，在最高年份年增速竟然高达48.15%，成为古今中外高教史上的“奇迹”。“长江学者”本是香港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的，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获得。于是，各大学都以本地的名山秀水命名了一批学者，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峨眉山学者、闽江学者等竟多达38个，简直成了国外学术界的笑柄。

面对问题丛生的教育，我的心情极为沉重，真可谓是寝食难安！我朝思暮想：为什么国家教育部制定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纲领或规划，但教育改革成效却始终裹足不前？为什么《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已颁布16年了，而各地至今依然还在搞真正的应试教育？为什么各大学的攀比和学术腐败得不到遏制？状元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名称，为什么至今还在炒作高考状元？统一高考饱受诟病，为什么改革不了？全国补课市场收入高达6000多亿，如此疯狂的课后班为什么屡禁不止？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为什么教育部充耳不闻？为什么钱学森之问提出10年而至今无人回答……

我思前想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人仍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从教育部门的领导到办学者，从教师到学生及家长，一些人尚处于教育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进行教育新启蒙的缘由。谓予不信，请看以下事实：国家教育部前领导人说，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因为我国“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85%以上。但这只是量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质内容无涉。

我的一个学生是某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 我与他讨论教育改革，我说当今大学改革少有成效，他反驳我说：“校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大众化阶段，这就是改革的成绩嘛！再说，我国独创的‘ 二级学院’也是教育改革的成果呀。”我驳斥说：“你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量的发展，而不是反映质变的改革成果。至于独立学院更是一个怪胎， 它是教育腐败的温床，是投资商利用名牌大学办学敛财的手段，不少大学官员腐败都与独立学院有关。”这说明，某些人根本就不甚了解教育，更不知何谓教育改革，以至于把发展当改革，把一些滋生腐败的独立学院当作改革的成果。本来，发展与改革的概念分野是十分清楚的，也是不容混淆的，所谓的发展，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如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园占地的拓展，教育经费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这些只依赖于投入的增加。而所谓教育改革，主要是指教育质的改变，例如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代替相应旧的一套，这些都需要以创新来获得突破。

我们再看看社会对待教育改革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给学生减负，然而家长却强烈要求给孩子补课；奥数班、补习班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学生以罢课形式要求暑假补课的怪象。某些大学的年轻教授和博士也醉心于应试教育，一些家长甚至在校外租房陪孩子准备高考，目的是要考上名牌大学。某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教育儿子的办法就是让他一遍又一遍做习题，稍有违抗，就拧耳朵或打屁股，甚至骂他脑子笨，这哪里还有一丁点受过师范教育的素质？北大与清华是两所重中之重的名大学，为了争夺招收所谓的尖子学生，居然在网络上互相攻讦和展开骂战，可谓斯文扫地。

面对堆积如山的大学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发出了呐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评论说：“中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七天七夜也说不完，不是一方面，而是哪一方面都有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教授章启群也发出怒吼：“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批评说：“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资中筠先生是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学者，她甚至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教育再不改革，人种都会退化!”

这一切说明，我国为数不少的人，不懂什么是教育，不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更不懂什么是教育改革，究竟怎样进行改革。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措施就是进行教育启蒙，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目的，认识教育改革的实质，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学习近代教育启蒙代表人物的论著，如《爱弥儿》《人的教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使命》《废墟中的大学》《教育在十字路口》《乌托邦大学》等。

改革者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生的，只有学习世界教育经典著作才能够懂得教育的真谛，也只有通过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懂得改革的意义。改革不能仅仅只是作为时髦的口号，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何以获得突破性的改革成果？ 改革不应当有禁区，不敢突破禁区，就不配称为改革者。

怎样进行教育启蒙？启蒙主要靠教育者自觉地进行心灵修炼，也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改革者起表率作用，各种媒体也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欧洲是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发源地，根据他们的经验，启蒙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道路可以借鉴。在法国，是启蒙了的人民大众，面对着未启蒙的专制的路易十六国王，人民决心要将社会推向前进。在德国，是腓特烈大帝接受了伏尔泰的群众，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启蒙道路。因此，启蒙者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君主、领导人、神父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我国国民性的特点，似乎走德国式自上而下的启蒙道路更有效，付出的代价也许会更小。

总之，唯有进行教育启蒙，才能把尚处教育蒙昧状态的人们解放出来。无疑，只有当他们认识到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方能自觉地投入到各级教育改革的实践中，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我国教育改革有根本性的突破。时不我待，悲观是消极无作为的态度，怨天尤人也是无济于事的。约塞夫·熊彼特是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他于29岁时创立了创新理论，从而蜚声世界经济学界。他在临终的遗言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想的拓荒。”

因此，无论是教育启蒙或是教育改革，唯有行动起来，知难而进，才是一个改革者应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