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一位著名的身体力行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光辉业绩和深湛造诣是尽人皆知的，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法学、货币学、史学理论领域也做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他在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中所建树的功勋，他在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1953-1966年)为武汉大学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更使我们永生不忘。

我和李达同志是上下辈关系。李达同志是1953年调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恰恰我也正是在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之际考上武汉大学的。我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和李达同志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我和广大的同学一样，对自己的校长却怀有崇敬之情。我虽没有直接受教于他，但也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了他的思想的影响。

在毕业留校工作后，我和李达同志有过几次直接交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北京的一次会见。那是1963年8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上午。当时，我刚从苏联回到北京。他知道我回来了，想见见我，谈谈苏联的情况；我也想看望老校长，汇报我在苏联的学习情况，也想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当时,他通过秘书曾勉之同志约我去见面。我记得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颐和园的排云殿，那时这里是国务院的招待所。师生无拘无束地谈了很长的时间。中午他还设宴款待了我。在谈话中，他向我询问了苏联国内的情况。他说，苏联背信弃义、反华排华是不得人心的，想对我们搞关卡压，要我们作他们的附庸，也是办不到的。李达同志对我本人也很关心。当时，周总理要留我在北京工作，李达同志劝我还是回武大工作。他说，要办好武大，要有一批年轻有为的人。当时，他讲到武大内部的两派斗争。他说，学校情况复杂,对1958年的问题争论不体，伤透了脑筋，不能再那么搞了，再那么搞，武大的水平还要下降。李达同志对五八年左倾路线是坚决反对的,不幸的是，李达同志的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给他强加了三顶帽子(地主、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对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批判斗争，直至被迫害致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李达三家村”完全是一桩冤案、假案和错案，李达同志是坚持正确路线的。我们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李达三家村”，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为一切受株连的同志平反。

李达同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教学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他早年创办外语学校、平民学校，担任过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后来又在各大学长期任教。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同志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办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长期教育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这正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几年前，我接任了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说，我是接替了李达同志的未竟事业。我在文章的标题中写到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李达同志是当乏无愧为坚持真理而奋斗的前贤。那么，我们如何在教育方面继承租发扬他的革命风范泥？

首先，要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的爱才之心。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不爱才，就是不称职，不爱才，就不能办好学校。李达同志是十分重视人才的，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他就经常讲，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又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的最基本条件。还说，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他股切希望学校三年至五年之内，八至十年之内，涌现一批名教授，要培养一批人才出来。为此，李达同志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不知操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曾昭抡教授，当年是著名的化学家、学部委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别人都不敢用他，李达校长知道这一消息之后，便大胆地聘请曾昭抡教授来武汉大学任教。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的胆略和远大的战略眼光才能办成的。而这种胆略和远大的战略眼光当然首先来自他的为了办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爱才之心。曾昭抡教授是戴着“右派帽子”来武汉大学任教的，他来之后，担任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当时的化学系很不景气，有人还说它是老牛拉破车。教师科研风气不盛，学术地位不高。曾先生来了之后，首先倡导创办元素有机新专业，招收硏究生，给青年教师开提高课，并主持编写《元素有机化学》丛书。曾先生言传身教，辛勤耕耘，以实际行动改变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沉闷的空气，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硕果累累，名声大振，至今在化学系还留下了极深的影响。这当然是与曾先生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但这与李达同志慧眼识才、爱才、不拘一格的用才的思想也有重大的关系。李达同志确实十分爱惜人才，并且到处招贤纳士。

如今哲学系的一大批著名的教授萧萐父、陈修斋等就是他从北京大学聘请来的。陈修斋教授清楚地记得；李达同志当时带着病痛到他家中拜访，和他交谈自己重办武大哲学系的意义和打算，并表示了邀请他回武大一道办好哲学系的诚意，使陈修斋教授感动不已。李达同志这种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精神始终是贯彻在他的教育实践过程之中。

第二，我们要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教育也是一门科学。办学校不研究教育科学不行，不按教育规律办事不行。过去我们在教育战线上之所以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违反了教育规律，没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李达同志的革命风范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恰恰就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李达同志从不说违心话，办违心事。他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坚定的原则性。他对自已认真研究、确信其正确的观点，决不因为听到什么“风”就轻易改变。当林彪鼓吹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走“捷径”时，他根本不予理睬，埋头写他的书。他反复地对他的助手说，写教科书要注意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联系实际不能生拉硬扯。他强调说，论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要实事求是，不要硬讲这也发展，那也发展，甚至把一个新的用词、新的语句都说成是发展。对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李达同志也是坚决反对的。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止一次地说过：像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对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李达同志更是反对的，他一再公开地提出批评。1958年，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时间太长，影响了专业学习，他非常不满。他说:“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称其为什么大学吗？”一再指示系里负责同志催促师生赶快返校。他认为当时“拔白旗、插红旗”,师生“打擂台”，让学生“编讲义”，“放卫星”这样的“革命”是“胡闹”，是错误的。有人当时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他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历史证明，在武汉大学执行左倾路线时期中，李达同志始终是坚决抵制的。他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什么李达同志对当时那股左的东西能够坚决抵制呢？这里,除了李达同志具有高

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外，还在于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当时那些左的口号，哪一条不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的呢？破牛顿三大力学定律，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否定科学嘛！至于学生超过老师，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虽然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一条客观规律，但那是从整个历史时期，一代一代的人才而言的。我们绝不能由

此而认为，学生可以与老师打擂台，可以批斗老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喧嚣一时，李达同志看到当时《羊城晚报》发表鼓吹顶峰论的文章时，不畏权势，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斥说，是“顶峰”就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那是林彪讲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哪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同意!”正因为这样，李达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诬陷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由于他身心受到严重追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了。

回顾李达同志光辉一生，他的这种不畏权势、不怕强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勤奋刻苦，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这里，最重要的就在于勤奋刻苦，严谨不苟。凡是在李达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清楚地记得，李达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刻苦的学者。他一生著作等身，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而这些著作都是他一生的心血，是他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辛勤耕耘的结果。1961年李达同志开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已经是年逾古稀，又身患多种疾病，一拿笔手就发抖，但他仍然顽强地学习和写作，只有晚饭后一段时间听听新闻广播，和助手们聊

下。即使后来遭受迫害，他的助手们统统被赶走的时候，他还表示要一个人把书写下去，哪怕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李达同志自己学风踏实，严谨、实事求是，对助手和别人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他反对人云亦云，因循守旧，要求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创见。有一次，他的一位助手写了篇文章给他看，他看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便批了几个字:“唯

陈言之务去”，要求这位助手重写，使这位同志受了一次深刻的严谨治学的学风教育。

李达同志是学术上造诣深、声望高的专家、学者，但却非常谦虚。他同助手、教师乃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采取平易近人的态度，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有时和大家进行激烈的辩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没有任何不屑于与青年讨论问题的样子。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曾和李达同志在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李达同志主张西周封建说，他们却主张战国封建说，各不相让，但是争过之后，李达同志毫不介意，并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观点。

李达同志这种勤奋刻苦、严谨治学的学风不仅反映在他个人作学问上，而且也充分地反映在他的治校过程中，我校的优良学风正是包括了李达同志在内的许多老前辈和著名的学者共同培育的。我们要重视学风建设，把“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不断发扬光大。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的并经过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配套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是为了满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需要，而且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了充分准备。决定公布以后我国教育战线正在进行深入广泛的教育改革实践，形势一派大好。我们学校和全国一样、也正在积极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形势也是喜人的。在当前这种锐意改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学习和继承前贤的革命风范，就一定要发扬改革的精神，努力创新，不断前进，为在我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教育体制，为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曾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