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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
谢湘 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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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鸡鸣时分,住在武汉大学北三区28栋6号的一位老人就准时起床了。

一辆轿车立即载着他顺着校园的环山公路飞驶而去。

从武汉大学到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整整70公里。在这条固定的路线上,老人已来来回回奔波了三个春夏秋冬。

他就是今天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校长刘道玉。

1981年8月22日,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如今已是年逾65岁的老人了。

作为一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领域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改革家,在经历了20年风雨沧桑之后,刘道玉最终做了一次大跨度的角色转换:由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躬身而成一家民办小学的校长。

“按您的学识、威望,您还是应当去力一所大学,哪怕是当一百人的校长也好,但千万不要去当一所万人的中小学校长。”他的学生纷纷打来电话或跑上门来劝阻他。

可是,刘道玉痴心不改,欣然为之。

60岁那年,他写过一篇自传《生命六十始》。文中他这样写道:“在教育战线上,我服务了35年,从事教育领导工作也有四分之一世纪,自从我被免除大学校长职务以来,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余憾,仍一往情深地追随着教育改革,并希望有创办一所新型学校的机会,作为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田”!我的事业或新的生命,也许就从这里开始。”

恢复高考,邓小平不容置疑地说,就从今年开始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7年8月4日,由国务院召集的一个重要会议——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天,正是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第5天。

他亲自参与确定人选,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严济慈、苏步青、杨石先等15名著名科学家聚会北京。刘道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一起负责会议的简报工作。

中央调刘道玉到北京来,是准备委以重任的。他很快便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

当时,历经劫难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而同时,“两个凡是”的阴云还密布在神州上空,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春天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老教授们、老科学家们一个个心花怒放,畅所欲言,力陈了四人帮”给中国教育界、科技界带来的种种危害。

会期总共三天。当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时,一位尚未来得及发言的教授私下急匆匆地找到刘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讲的,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我还说点什么好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讲,”刘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说,“那就是招生问题。希望你明确提出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建议恢复统一高考。”

这是刘道玉深思熟虑过很久的问题,也是他作为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位教授非常赞同刘的意见。在第二天的会上,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的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有些为难。“那就再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嘛,从今年起就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做出了!

在北京工作期间,刘道玉一直住在教育部大楼的办公室里。短短两年时间,他夜以继日,一连参与组织了24个全国性会议,如全国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学座谈会、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高等学校科研规划会议、教材会议等等,还担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秘书长。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刘道玉以他的胆识,自始至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

珞珈山,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

曾经有一位英国议员这样问过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刘道玉回答:“一个大学校长或是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应该是用开明的治学思想培养和造就一批杰出人才,报效和建设国家。”

1981年,走上武汉大学校长岗位的刘道玉,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开始他的改革之路的。

不久前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一度使他深受刺激,久久难以释怀。

偌大的展览大厅里,北大、清华,还有一些无论历史还是名声都远不及武大的学校,各自提供的科研成果能够摆放很大很大一个展台,唯有武大仅拿出了一项火柴盒大小的发明,展品被搁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走着走着,刘道玉和一起参观的武汉大学的同事都觉得脸上无光,他们不约而同地摘下校徽,悄悄装到口袋里。

回到武大,他立即召集全校科研工作会议,坦率地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切告诉了大家。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固然,我们可以把一段时间内学校百花凋零、学术地位下降的问题归之于十年动乱带来的恶果,但是,新时期开始以后,学校怎样才能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怎样才能迅速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要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深居,十年奋起。”

为了这奋起的一天,刘道玉一方面打开大门,网络百家,另一方面从制度入手,推进改革。

有一个在武大校园内流传甚广的故事。

鄂西山区土家族子弟田贞见,197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武大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录取。

可是,学生物不是田贞见的兴趣所在。对他来说,与其在实验室里解剖兔子,不如写小说更有意思。他每天脑子里想的、手上写的都是科幻小说。旧的教育体制往往是一榜定终身,校与校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难以再调整。

在痛苦多日以后,田贞见终于鼓足勇气,拿起笔向校长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

刘校长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相反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理解:“兴趣是成才的重要动力和诱因。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枯燥无味的,是被迫的,是痛苦的,是少有成效的。”

在刘道玉的关心下,这位“不愿当兔子被放在砧板上解剖”的学生,终于被批准转入中文系1980级学习。

“一切以学生的成长为出发点,尊重学生志趣,培养创造性人才”,可以说是刘道玉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最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教育即解放,就是要打破传统思想对人才全面成长的束缚,要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要从强调教育的统一性向强调创造性和革新精神转变。

他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校长权力去推动这种解放,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

学生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梦想自由设计和编织自己的未来之路,可以自由地选课,自由地转系,自由地组织各种社团、出版各种刊物。学校里赛事不断:写作比赛、英语比赛、书法比赛…中文系一位获全校写作一等奖的新生当年就被送往法国留学。学校与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四面八方的新鲜空气可以自由流向这里。

当初有文章评论称: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

没有人能够否认,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8年,是武汉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综合实力提高最快的时期。

鉴于刘道玉在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他获得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20世纪勋章。

事实上,对于旧体制的每一点突破,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都伴随着无数的曲折与艰辛。

为了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刘道玉的眼光不仅停留在在校生身上,还扩大到那些非重点大学中出类拔萃的学生以及社会上自学成才并有突出建树青年,考虑吸纳他们到武汉大学来,给予深造的机会。

刘道玉回忆说:“1983年9月,我将一份申办插班生制度的报告送到了教育部,时隔半年,没有回音。我亲自跑到部里去汇报,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待研究后再答复你们’。这一等又是3个月。不得已,我再次进京。我向部领导阐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都能成才吗?领导觉得我的话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要通过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计委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四川人,他当即表态说:‘愚公可以感动上帝,你刘校长的改革精神也会感动我们嘛!’结果当年就拨给武汉大学90个国家计划

分配指标。一项崭新的改革之举,才终于得以实行。”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年的改革,应该说,他那关注未来的目光使他较早地具有了某种市场意识,把学生视作学校的“主体”,一切改革都紧紧围绕提高“主体”的质量和竞争力来进行、来体现。

改革需要舞台,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

尽管有人曾把刘道玉的改革探索称之为“温和的改革”,但也没有避免“他的一切荣誉和庥烦都因改革而来”。

1988年春天,武汉大学校园里,上上下下都在传说一个爆炸性新闻:刘道玉下台了!

3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中层干部会上,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刘道玉校长职务,任命一位实际年龄比刘大4岁的副校长为武汉大学校长。对此,刘道玉事先基本上一无所知,没有人跟他谈过话,也没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他想把武汉大学搞成一个高教改革特区的想法和实验就这样被终止了,从叱咤风云的改革战场上退了下来,刘道玉重新回到他在化学系的实验室,重新回到他那个极为朴素的家。

有人跑来出谋划策,认为他有三条路好走,一是下海,刘道玉不干,“这既非我所长,更非我所愿”;二是潜心转作纯学术研究,刘道玉也不以为然,虽然他有金属化学教授的专业背景,但让他埋头书斋,不问世事,他觉得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三是复出。这年8月,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邀他到北戴河谈话,告诉他可以去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去驻外使馆也可以;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热情邀请他出任海南省副省长兼海南大学校长;另外,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甚至准备新办的北海联合大学纷纷邀请他去主持校务,但他最终都以各种理由回绝了。

刘道玉认为:“一个人可以失去改革的舞台,但不能失去对改革的追求,对于一个强者来说,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舞台。”

在不长的时间里,乐观、豁达的刘道玉重新安排了自己工作、生活的三个方向。

家中那间仅有六七平方米大小的书房,墙壁已经斑驳脱皮。

自从下台这一年的8月开始,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以后,刘道玉便准点走进书房,打开台灯,开始伏案读书写作。免职十年,在这间斗室里,他完成了自己第一本有关创造教育学的专著《知识·智力·创造力—谈创造教育》,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教改纪实》等书。

书房虽小,却并不妨碍刘道玉情系改革,他在这里写出并发表了一系列思考性文章:

关于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若干思考;关于长江流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关于民办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他甚至还去投稿参赛,他的《我看素质教育》一文获得光明日报“素质教育与创造力培养”征文比赛的一等奖。

中外教育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在推行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时,大多创办过以改革为特点的实验学校。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办了柏拉图学园,捷克的夸美纽斯创办了“夸美纽斯实验学校”,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南京的“晓庄师范”…刘道玉仰慕先贤,渴望一个舞台、一个载体来实践他今天的教育理想。

1994年3月8日,由刘道玉担任会长的“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在武汉成立了。“路石”的名字,是刘道玉自己选定的。他想借“路石”之意,表达一种强烈愿望:为了教育改革、为了跨世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甘愿继续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

一年以后,一座新的改革舞台——武汉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诞生了。刘道玉亲自出任校长。改革开放20年了,当初提倡“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者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教育的大一统局面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基础教育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路会越走越窄,钻进了“应试教育”的怪圈。身为一个老教育家,刘道玉非常痛惜地说:“看到可爱的孩子们在重压下,性格受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我真是打心里同情他们!”

“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重要的不是坐而论道,怨天尤人,而是要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创办和具体运作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我身先士卒、继续进行教育改革的一个尝试。”

千教万教教做成功的人 千学万学学做成功的人

“我天生与众不同,我敢说我不像世界上任何人。”

1995年9月11日,在新学校开学典礼的致辞中,年逾60的刘道玉激情满怀地引用了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这句名言。

办学之初,刘道玉的思路就非常明确:坚决打破“千校一格、万人一面”的办学模式,办一所有特色的新型学校;通过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了解和实践,考察中国教育的全过程;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尝试“成功教育”。新型学校的任务是:塑造国民优根性、开发创造性智力、培养跨世纪人才。改革的参照系是21世纪。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学理念上的确表现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

中国学生普遍有两大弱点,一是读死书,不动手;二是不合群,缺乏团队精神。这反映出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忽视“技”和“群”的。刘道玉认为,一个教育方针,不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应该针对我国青少年的弱点,有针对性地施教,优化国民素质。他提出“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的办学方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学校追求的是成功教育,其教与学的目的是:千教万教教做成功的人,千学万学学做成功的人。

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创造性的人才。学校按照创造教育原则,培养青少年的个性、创造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实践能力。在打好文理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强化美语,熟练地掌握现代电子技术,大力开展科技发明制作活动,为培养21世纪人才打基础。

学校提出的校训:博爱、博学、乐教、乐学、自立、自强、创新、创业。

学校倡导的校风:科学民主、团结友爱、合作竞争、开拓创新。

校训、校风都独具一格,不与人同,与国际教育改革的大趋势相一致。

这些特点和特色在学生和学生家长那里感受得更具体、更真切。

一位名叫凯凯的新生,刚到学校不到两个月,就被选拔参加了武汉市江岸区航海模型比赛。孩子心灵手巧,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全区第一名,为创办不到两个月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拿回了第一块奖牌。

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数学竟然没有及格。

孩子的家长为此忧心忡忡,压力很大。

这天,孩子的妈妈意外收到了刘校长的一封亲笔信,内容都是关于凯凯的学习和培养问题。

刘校长在信中告诉她,为了摸清问题的症结,他特意询问过凯凯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据老师们介绍说,孩子的智力并不差,主要的问题是思想不集中。据观察,该生在做作业和考试时,如果有老师站在旁边,他往往都能做对,如果没有老师在场,他老是出错误。

刘校长分析说,看来,他的思想不集中和考试时必须有老师在场有一定关联性,由于他心理素质脆弱,不能控制思想分散,只能借助于老师的权威来保持思想集中。问题基本找到了,刘校长亲自开了个处方,“依我看,这个处方就是加强二气二力的锻炼,即志气、勇气和毅力、耐力。具体做法,可适当参加一些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和轻松愉快的文艺活动,多与同学交往,逐步克服他偏内向的性格。“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收获”。

至于凯凯的海模竞赛第一名的成绩与他的数学考试不及格形成的强烈反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又是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刘道玉说,“其实,这个现象不仅在你们儿子身上表现出来,在国内外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刘道玉表明自己的看法:“考试成绩与学生的才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才?我们如何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实际上,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要制订一个综合考评学生素质的标准,以代替单纯以分数作为考评学生的唯一标准,不至于压抑和埋没那些有创造性的孩子。”最后,刘道玉再三恳切地说:“你们不应过多地责备孩子,也不应当对他丧失信心。你们应该相信我们办学的诚意,相信我们科学的教育方法,问题在于要有耐心,要互相配合,今后我将把凯凯继续作为跟踪研究的对象,希望我们密切配合,共同担负起对他的培养任务。”

一个普通的家长,第一次听到这样丰富的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而且这些能说服人的道理都是由校长亲口讲出来的,凯凯的妈妈放心了,她愿意让孩子继续留在新世纪学校学习。

这只是刘道玉写给许多家长的信中的一封。他要求各班班主任要和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半个月必须给家长写一封信,全面介绍学生的情况。

最好的教育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学校根据“因材施教”的观点,对英语、数学等课程均采取了“异步教学”的办法,同年级的学生可以按照不同的成绩分成A、B、C三个小班。授课采取异步教案、异步讲授、异步辅导、异步考核,让每一个孩子天天都能品尝到成功的感觉,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

刘道玉深深感到,中国教育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涉及教育的观念、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政策,要真正完成教育改革的使命,还任重而道远。

早在好几年前,刘道玉就开始凭栏远眺21世纪的曙光了。

他清楚地看到:21世纪将是一个由“制造”向“创造”转变的时代。在基础教育中推广创造教育,培养青少年创造性的个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创造性的实践能力,是教育面向21世纪的重要使命。

他正在为这个辉煌时刻的到来而奋斗。

1本文原载于1998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2谢湘,先后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社编委会委员和副社长,中国女记者协会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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