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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教育人格论
付开镜 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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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其高尚的教育人格成为高教改革的一面旗帜。国家至上的原则与全力报效祖国的情怀、富贵不淫与崇尚科学的高尚品格、执着坚定的改革精神与百折不挠的改革行动、惜才爱才的高大情怀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成功实践、勇于批判的精神与积极担当的责任意识,是其高尚教育人格的体现。

贫苦出身的磨炼、儒家美德的熏陶、新中国政府的培育、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形成刘道玉高尚教育人格的主要原因。刘道玉的教育人格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人格示范价值。

刘道玉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主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教育改革,影响深远。在离开大学校长岗位之后,刘道玉谢绝了做官或出任其他高校校长的多个机会,依然钟情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为此进行了多年的、多方面的实践与思考,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传播其教育思想。

目前,虽然已有学者对刘道玉的教育思想、教育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胡引的硕士学位论文《刘道玉的创造教育思想与武汉大学的改革实践》,淮北师范大学2011年张浩的硕士学位论文《刘道玉创造教育思想研究》,但是,从总体上讲,对创造教育思想的研究还只是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本文就刘道玉教育人格的内容、形成原因,以及其教育人格的价值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 刘道玉教育人格的主要内容

人格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综合模式。其中,道德和操守是人格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教育者,教育人格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教育行为等方面。刘道玉自大学毕业之后,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与研究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人格。其教育人格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至上的原则与全力报效祖国的满腔情怀。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是刘道玉高尚教育人格的生成前提。刘道玉在教育改革中,怀着全力报效祖国的情怀,一切都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先,以培养国家人才为最高宗旨,尤其以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为重要目标,而极少考虑到个人的得失。这种情怀一方面表现为,在他的教育改革中,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使之成为国家的人才为总前提;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他无论是作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校级领导,还是在不再担任高校领导后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之时,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以个人利益为后。这种为民族教育担忧的情结,在他不再主政武汉大学之后,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近年间,他不断思考着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撰写各类学术文章,或批评,或建议。他直言批评中国大学存在的各种乱象,对教育体制、校长遴选、大学学术、教学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建议。

他在《中国高校之殇》的“前言”中说:“我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一己的生命。”[1]2014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大学校长要敢于担当,一个有担当的大学校长,应当有宏大的器量,“包括观察事物敏锐的眼光,判断事物深刻的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这些都是成为有担当大学校长必要的素质”[2]。可见,刘道玉高尚教育人格的形成,源于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

2.富贵不淫的精神与崇尚科学的高尚品格。

刘道玉在做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曾趁出差之机,顺便到山东拜谒孔庙,他在孔庙前心潮澎湃,立志要做一个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的教育家。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刘道玉达到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标准。

刘道玉为了改革,在个人利益得失抉择之时,不怕牺牲个人的利益。刘道玉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儒家正直士人伟岸人格的血液,同时也流淌着西方民主科学治理高校的精神。刘道玉之所以成为今天中国高教改革文化的重要符号,不仅是因为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和教育改革实践符合教育的规律,而且还因为他具备了别人少有的富贵不淫的人格与崇尚科学的气节。

3.执着坚定的改革思想与百折不挠的改革行动。

执着坚定的改革思想,是刘道玉百折不挠的改革行动的动力。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刘道玉无所畏惧。他努力改革,不带任何个人私利,为此得罪过人。但是,刘道玉所做的一切,皆 因改革,而非为个人之利。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的改革,随着他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而告一段落,但是,他对教育改革和对教育的思考并没有结束,相反,他依然积极地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可见刘道玉是教育家,而非教育官僚。在不再担任校长之后,刘道玉并没有去担任任何官职,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继续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在离开校长职位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并以他的教育理念影响着教育界。

在近二十多年间,刘道玉撰写了多篇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和多本专著,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提出改正的药方。如2012年,刘道玉在《河南大学学报》发表了《论大学创新体系的构建》一文,在文中,他对大学创新体系提出了“一个核心、三个要素和一个短板组成的完整体系”。他指出,“在这个体系里,一个核心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和卓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率领的一批科学家;三个要素是指创造性的教学,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为社会长远服务的目标;一个短板是指大学本科教学。它们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

这个体系具有新颖性、普遍性和可操作性,值得进行改革试验和推广。”[3]对大学精神缺失的忧虑,也是刘道玉关心的重点。为此,他撰文指出,“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大学尚不能说形成了符合教育规律的、反映时代精神独特的大学精神。[4]

4.惜才爱才的情怀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认真实践。

惜才爱才的情怀,是刘道玉培养创造型人才实践的重要动力。俗话说,好汉识好汉,英雄惜英雄。大凡本身就是杰出人才,方可惜才爱才。显然,刘道玉本身就是杰出的“帅才”,故而刘道玉才能惜才爱才。刘道玉的惜才爱才之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刘道玉曾为同事工资增级亲自找到上级部门,这在新中国是唯一的一次。二是重视本校学生的培养,尤其重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三是重视校外特殊人才的培养,让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够进入高校读书。刘道玉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路,是他教育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在武汉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目的。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创造教育思想”[5]。

刘道玉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只有知识变成了创造力,方才产生力量。因此,他在主政武汉大学时,对教学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尤其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

5.崇尚信义的原则与淡泊名利的儒士行为。

崇尚信义的原则是刘道玉淡泊名利行为的根源。刘道玉深受儒家优秀文化的影响,重视儒家的“义气”。“义”,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做人的重要规范。刘道玉的“义”表现为:他“做官”,没有为个人研究提供特别的方便,如他当校长时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建立专门的实验室,而 只是请求一教授腾出一个多余的实验室。他后来设立的“刘道玉基金会”,更是儒家重义轻利精神的体现。刘道玉不做武汉大学校长之后,又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但是,刘道玉不为所 动,而是坚守在武汉大学,甘愿做一名不是博士生导师的普通教授,直到退休。这种淡泊名利的情操,表现出了一代学者的高尚人格。

6.勇于批判的精神与积极担当的责任意识。

刘道玉在高校领导层工作多年,对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他从校长职位退下来后,并未像一般的校领导一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认真研究高校存在的问题,对高校中的乱象进行严厉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成为他暮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2月25日,刘道玉以《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为题,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专文,表现出他高度的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积极的批判精神。在该文中,刘道玉对大学中的乱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10项建议:废除自学考试制度,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大学必须与“独立”学院脱离关系,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停止大学办分校,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实行教授定编制,砍掉三分之二的出版社和大学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6]这些批评和建议,无不切中时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早已不在其位的教育家,刘道玉表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批判精神,越来越焦虑的忧患意识,越来越积极的责任担当意识。

二、 刘道玉教育人格形成的原因

是什么造就了刘道玉高尚的教育人格,使他成为现代教育界尤其是高教界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一道风景、一个文化符号?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为刘道玉提供了广阔舞台,“孕育了他的创造教育思想”[7]。

事实上,其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人格的形成密不可分。因此,探寻刘道玉的教育思想,应当探寻其教育人格形成的原因。

1.贫苦出身的磨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任何人的成长发展都会打上家庭的烙印。我们在寻找影响刘道玉高尚人格形成的原因时,决不可抛弃其生养的土壤。刘道玉出生在湖北枣阳市蔡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家中有“6亩多薄地瘦田”[8]。他从6岁开始,就帮家里放牛;1951年冬天,父亲去世;1952年夏,母亲去世。此时,他高中尚未毕业。这种贫困的出身,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

在失去双亲后,刘道玉依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5年的学习生涯中,刘道玉十个寒暑,没有回过老家,他利用假期,大量阅读书籍,从而也培养了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2.儒家美德的熏陶。

刘道玉在受启蒙教育之时,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位姓翟的私孰老师,不仅把他的名字由“刘道雨”改为“刘道玉”,而且还给他起了一个“叔嘉”的字,并对他进行了理想教育,告诫他:“一个读书人要有远大理想,是其志可嘉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正人君子,应当做到嘉言懿行。”[8]

1947年9月,刘道玉用哥哥的毕业证考入襄阳二中读书,这所中学就在襄阳隆中附近,虽然他在这所学校仅仅读了三个多月的书,因为战争而离开,但是诸葛亮这位德才俱备的名人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道玉后来写诗回忆这段生活说:“田园晨读书间隆,诸葛庙中受启蒙。躬耕本乃孔明训,受用终身益无穷。”[8]

1985年4月,刘道玉参观了“三孔”(孔府、孔林、孔庙),在圣人面前,他立志要做到孔子的两点:“一是学习布衣孔子,做一个布衣校长;二是孔子55岁辞官游学,我亦准备在55岁辞去校长职务,专事学术研究。”[8]

可以说,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为人处世、理想主义的熏陶,对先贤高尚人格的仰慕及学习,使其具备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美德,怀抱理想并为之百折不挠。这也奠定了其高尚教育人格的思想基础。

3.新中国政府的培育。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才急缺,政府已认识到发展教育、培养优秀高级人才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招揽人才,通过大学培育优秀人才。贫寒出身的刘道玉,只因学业优秀,就被政府招收为武汉大学的学生,并在大学享受到一段当时一般民众绝对不能得到的优待。

他自己回忆说:大学初期的伙食,“享受的几乎是‘小灶’的待遇”[8]。

显然,高中还没读完就失去了父母的刘道玉,从此再无吃穿之忧。从内心讲,刘道玉对新中国充满了热爱之心。“是新中国的阳光照亮了刘道玉这个出生在穷乡僻壤的放牛娃渴望当一名化学家的朦胧理想,并且为他铺就了进入高等学府的平坦大道。”[9]

刘道玉大学毕业后,因学业优秀,德才俱佳,被公派留学苏联,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努力,而也表明当时留学制度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刘道玉在留学苏联期间,享受国家的优待,他处处为国家着想,在他被“以不受欢迎者”回到祖国之前,把节省的600卢布,全部上交给中国驻苏使馆,可见他情操的高尚,对祖国的热爱。新中国的培育加之刘道玉自己的努力,使其获得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开阔了眼界,为其今后主政武大、厉行改革奠定了思想与知识基础。

4.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

刘道玉到苏联留学,亲眼目睹了苏联教育科学的发达。改革开放以后,刘道玉作为武汉大学的领导,多次前往西方多个国家的名校进行考察,研究西方的教育制度,拿西方的教育制度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比较,从而寻找出中国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对西方教育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刘道玉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教育改革思想。这种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宗旨,废除严重束缚大学生成才的机制,建立起一整套新的教育机制。

三 、刘道玉教育人格的价值

刘道玉的教育人格与其教育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其深层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决定其教育人格。刘道玉具有中国传统儒家士人的社会担当精神。《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正是刘道玉坚守的人格动因。为社会负责、为国家负责的传统士人思想,在刘道玉身上显现得相当充分。刘道玉以孔子为从事教育事业的榜样,把培养国家人才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这种高尚的人格体现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刘道玉不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而且吸收了西方思想的精华。刘道玉接受过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这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又具有西方文化的一面。这在他的教育人格上的表现有二。一是对教育的科学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刘道玉多年从事教育管 理工作,他重视对西方大学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因此,他提出的教育改革举措,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科学地培养人才出发。二是对教育的实践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刘道玉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此后,他依然热衷于教育实践。因此,他的一些教育思想,具有实践性,而非完全是纸上谈兵。刘道玉的教育思想或许有不足之处,但是,刘道玉的教育人格却乏人微词,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界的一座灯塔。

刘道玉高尚的教育人格,无论是对于时下的教育改革,还是对于中国当代的教育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价值。

1.刘道玉的教育人格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刘道玉之所以成为中国今天教育改革文化的重要符号,是因为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思想和教育改革实践体现了高尚的教育人格。

刘道玉不计个人利益的得失而顽强地进行教育改革,表现了他高尚的教育人格。这种人格就是,在个人利益可得可失、要进行重要抉择之时,总是表现为以国家利益为先,以个人利益为后,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今,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各种教育问题蜂拥而至,需要具有高尚人格和开放视野的领导者。刘道玉敢为天下先、一心为公的高尚人格无疑给当今的改革者提供了精神动力。

2.刘道玉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崇高的教育人格示范。刘道玉的高尚的教育人格,也为中国教育改革者提供了示范。而今,高教改革之风已吹遍神州大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改革中,各高校领导者尤其是校长是改革的主心骨与总舵手,把握着改革的方向与力度,其态度与决心决定着改革的进度与程度。各高校校长应抓住主要问题,向刘道玉学习,明了教育的改革,不能以保护个人的私利为基础,而应以民族的前途为基础。教育改革,其最高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大批杰出人才。可以说,刘道玉在20世纪80年代主政武汉大学期间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他的一心为公、鞠躬尽瘁的精神,爱惜人才、保护人才、为人才成长搭建平台的高尚品格,仍值得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学习。

3.刘道玉是中国教育者的人格示范。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不仅表现在宏观的教育制度改革之上,而且还表现在微观的教学方法创新之上。例如他的创新教学法、快乐教学法等等,都是教育工作者教学创新的示范。更为重要的是,刘道玉的教育人格本身就是教育者培养学生的道德示范,教育工作者本身的教育人格就要求具备示范效应。刘道玉近年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多有批评,他的批评不仅涉及到教育制度这种高层次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教育者本身的素养人格问题。

刘道玉敢于批评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敢于批评教育工作者的种种不端行为,就在于他首先做到了严格的自律,做到了言行的一致,从而为中国教育界树立了高尚的人格典范。总之,刘道玉的教育人格,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如同早春之木,独秀于林,如同严冬之梅,独放馨香。有学者说,刘道玉崇高的教育人格赢得了“民间的声望”[10],“他的教育思想还会重新影响中国的教育界”[11]。

事实上,刘道玉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不仅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教育界的高尚教育人格。

[参考文献]

[1]刘道玉.中国高校之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1.

[2]本刊记者.大学校长应该有怎样的担当———访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授[J].领 导科学论坛,2014(4):13.

[3]刘道玉.论大学创新体系的构建[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52(4):1.

[4] 刘道玉.论大学精神的重建[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7,20(1):2.

[5] 胡引.刘道玉的创造教育思想与武汉大学的改革实践[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6] 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7] 张浩.刘道玉创造教育思想研究[D].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11.

[8]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9] 陈美兰.一位教育家与一个时代———读彭兴国的《刘道玉传》[J].粤海风,2013.(2);36.

[10]石破.刘道玉———理想主义教育家[J].教师博览,2010(5):13.

[11]李为.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 [EB/OL].(2005-06-29)

作者:付开镜(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9月 第36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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