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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中国急需构建精英教育体系
刘道玉 20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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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始终存在极少数的智力超常儿童或天才式的人物,这是实施精英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精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个领域里的精英人才。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对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和艺术将起着核心的作用。本文扼要地介绍了精英理论、古今教育概况和实施精英教育的模式。同时,笔者指出我国当今缺失精英教育,急需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体系。

“精英”一词在我国古来有之,最早在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和唐·杜牧((阿房宫赋》中都有记载。但是,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精英”一词,还是宋·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所写的: “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在西方国家,“精英(elite)”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最初是用来形容精美的商品,后来才被延用于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或人物。另外,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精英”一词在英语中出现始于1823年。当时,该词已经被用来表示社会集团。但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才广泛出现于英美的有关著作中。

一、精英理论

关于精英思想,早在古希腊柏拉图时代就萌芽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主张“哲学王”来治理国家。他所说的“哲学王”无疑就是精英人才。事实上,精英人才在各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正是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精英人才的发现、鉴别和使用的规律,遂形成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有萌芽期、早期和当代之分。萌芽期是指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Machavelli,1946-1527),于1513年出版了《君主论》一书,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千百年以来具有永恒价值的三本智慧书之一,是一本阐述精英理论最早的著作。它详细地阐述了精英统治者权力的获得和统治技巧。这本书也成为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思想遗产。[1]

在学术界,人们把早期精英理论的起源认定在19世纪20到50年代,初步确定了精英理论的本质、框架和方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他们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意大利的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其代表作是《思想与社会》。他给 “精英”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我们假定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他的能力标志的指数…我们把那些在各自活动领域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将之命名为精英阶级。[2]他进一步完善了“精英流动理论”,认为精英的兴衰和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必然的。这种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没有正常的流动,就会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加塔诺·莫斯卡是意大利的另一位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统治》。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文明随精英的变动而变动,并着重研究了政治精英的本质、地位和获得权力的方式。罗伯特·米歇尔斯是瑞士裔德国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政党论》。其独到见解是提出了“寡头政治铁律,认为政党或人类其他一切组织,都避免不了寡头政治的倾向”。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代精英理论在美国发展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D.Lasswell,1902-1978)、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1916-1962)和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pere,1883~1950)。当代精英理论的主要观点与早期精英理论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们既重视政治精英也关注其他社会精英,这些精英既可以产生于上层,也能够从下层产生[3]。显而易见,当代精英理论较之于早期精英理论更为开明, 走出了早期专注政治精英的局限。

英国汤姆·巴特摩尔(TomBottomore, 1920—1992)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64年的((精英与社会》(Elite and Society)。我国于1998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将书名翻译为《平等还是精英》[4],但学术界并不赞成这个译名。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精英群体,认为精英阶层包括三个部分:知识分子、官僚和管理者。而知识分子是产生精英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始终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先导。一个国家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不是消灭精英,而是要为精英的成长营造更宽松的环境。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文化的兴旺,需要大智大勇的精英人才。为此,国家必须发展各级精英教育,而精英理论正是实施精英教育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继续清除教育领域中的左倾思想,不能把精英与平等对立起来,也不能以大众代替精英。他们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种力量。

二、古今精英教育的概况

何谓精英教育? 国德·朗特里主编的《西方教育词典》的解释是:“精英教育(elitist education),是针对社会中极少数人集团,通常称为尖子集团,应该得到与他们人数极不相称的庞大教育经费——既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又因为通过对这些特殊的尖子的培养,领导和探索创新,能期望他们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5]。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因此,智力超常儿童或 成人中的精英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心理学家们的测试与统计,智力超常儿童在儿童群体中大约占 1%-3%,仅北京市就有1.88万智力超常儿童[6]。我们承认人的智力差别,这正是实施精英教育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汉代的官学就是精英教育,是为极少数统治集团服务的。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开创了办私学之先河,他是倡导“有教无类”的,但从中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精英人才。所谓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七十二人就是精英人才(他们只占 2.4%)。在古希腊时代,由柏拉图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就是一所精英教育学校。学园门口有一条告示: “不懂几何学不得入内”。这就是他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治国的“哲学王”为目的,这些都体现了他实施的是精英教育。在办学的900年间,这里曾经培养出了发现日心说的伟大天文学家哥白尼、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和几何之父、大数学家欧几里得。他们不是一般的精英,而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科学家。

英国的精英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创办于597年的肯特伯雷国王公学(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是世界上真正的第一所中学,被誉为精英的摇篮。英国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是一所古老的私立贵族学校,以精英教育、绅士文化和骑士精神为特色,声誉和水平排名世界第一。该校每年只毕业250名学生,从中出现了20位英国首相,以及著名的诗人雪莱和经济学泰斗凯恩斯,对英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人才的成长来看,精英教育是贯彻于从蒙育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这个体系在英国早已形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被称为英国高等精英教育 “双子星”。仅以牛津大学为例,自1167年创建至今的851年中,为8个国家培养了12个国王(其中英国6 位),输送了27个英国首相、64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19个国家输送了53位总统(或首相),培养了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18位红衣主教。此外,还培养出了一批科学巨匠、思想家和艺术大师等。由此看出,精英教育是多么的重要! 她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的思想、学术、艺术的发展,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法国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在追求“高大全” 的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不屑一顾。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所师范学校来到中国寻求建立姊妹学校。当时北京的一所知名大学不客气地告诉对方:你们是一所专科学校,最好还是找一所与你们级别相当的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结果,闹出了“坐井观天” 的大笑话。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ile Normale Superieure)创建于1794年,是一所几乎与法兰西共和国同龄的小规模的精英学校,每年只招收200 名学生,却是诞生政治和学术精英的摇篮。迄今为止,该校有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位数学菲尔兹奖 (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沃尔夫奖和1位阿尔贝奖获得者。面对这些骄人的成就,我国那些热衷于升格为大学的师范专科学校,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他们应当深刻反省自己的虚荣心,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上来。

美国是教育大国,也是教育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既有巨型大学,也有微型大学;既有精英学校,又有大众化的大学;既有公益型大学,也有盈利型大学。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共识:留给子女的不是金钱,而是让他们接受精英教育。因此,美国上流社会人士,纷纷送子女到私立精英学校上学,继而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精英教育体系,既有精英中小学,又有精英大学;既有培养领袖人物的短期培训的奇点大学,又有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密涅瓦大学。

在精英基础教育方面,美国常春藤精英教育(IEE,Ivy Elite Education)集团独领风骚。它是最大的精英教育集团,旗下创办了180所私立中学,使之成为精英教育的典范。常春藤大学联盟 (Ivy League)的8所私立大学,就是属于精英型的大学。最典型的为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规模小、学科不全的精英大学。此外,还有新常春藤联盟 (New Ivies)和小常春藤联盟(Little Ivies)。在美国西海岸,私立斯坦福大学、私立加州理工学院和公立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并称为“西部学术重镇”,也是精英人才荟萃之地。正因为美国拥有最多的精英教育资源,所以精英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这是美国成为科学技术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基础,其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在古代时期也有精英教育,民国时期也有精英教育,然而,进入到现当代的中国却没有了精英教育,这的确是令人不解的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依我之见,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唯意识形态思想造成的。在相当长的阶级斗争年代里,我国总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是非,错误地把精英教育(天才教育)和贵族教育混为一谈,似乎精英教育是不符合大众利益的,因而是必须反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现代化转变,但是清除左倾思想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人们对精英教育依然讳莫如深。其次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解有偏差性。马丁·特罗 (Martin Trow,1926-2007)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他于1973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教育讨论会上,发表了《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问题》一文[7], 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阶段:精英(Elite)阶段,大学生毛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化(Mass) 阶段,大学生毛入学率在15%到50%之间;超过50%即进入到普及(Universal)阶段。马丁·特罗的分类,在国际教育界获得了共识,各国依此制定自己的教育发展规划。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仅仅是从数量上来划分的,并没有涉及到高等学校或大学的形态和功能。所谓大学的功能,是指大学有各种类型,既有大众化的大学,也有精英类型的大学,他们各有各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彼此串位。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即使是精英型的大学,它们也承担了大众化或普及化的份额,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高等教育极大地普及以后,精英型的大学依然是存在的,肩负着为各个国家和人类输送领袖级和学术大师级精英人才的重任。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自1970~1989年大学入学率一直很低,大学毛入学率大约在5%以下。至11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进入到高等教育大扩招时期,急于实现大众化,结果导致了“冒进”的错误。同时,在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无论是负责提高或是普及的大学一律大扩招,包括重中之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就说明,在我国教育领导当局的眼里,根本就没有精英教育的概念。但是,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科技大学。在朱清时任校长的十年扩招期,该校每年招生的人数均是l 860人,坚持不扩招一个学生。自信地坚持了精英大学的范儿,这正是朱校长备受人们尊敬的原因之一。

三、精英教育的模式

无论是基础精英教育还是高等精英教育,都必须坚持“小而精”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小为特,以质取胜。这个模式就是:小规模,精心培养。“一对一”的教学,精心指导,宁缺毋滥,这是世界各国精英教育基本的范式。我们只要看一看,英国的肯特伯雷国王公学和伊顿公学,都是很小的规模,所以他们培养出了许多精英人才。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如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洛克斐勒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奇点大学和小常春藤的文理学院等,都是规模很小的精英大学。这是造就精英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大扩招以后,几乎所有的大学规模都达到万人以上,其中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的规模已经达到6万人以上,而研究生的数量也在万人以上。如此大的规模,不用说教师不认识本科生,甚至指导教师连研究生也不认识,根本不可能“因材施教”,学生完全变成流水线上的规格相同的“产品”。虽然有时也能够出现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但他们并不是精英人才。

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于1957年因发现在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无疑他们堪为精英人才。因此,李政道先生是最懂得精英教育的。他曾经指出: “我一直认为,要培养出善于创新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钱学森先生当年在美国留学时,就经常接受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教育。我所谓‘一对一’,并不是一个老师只教一个学生,而是说一个老师可以教多个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进行‘一对一’的教育。"[8]

我为什么说,民国时期有精英教育,原因是民国时大学规模都非常之小,有时一个系只有几个最多几十个学生,往往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学生合班上课,或者学生在教授家里上课,耳濡目染。教授对学生了如指掌,不仅教授知识,而且还身教言教;不仅释疑,而且还指导选择专业。例如,在四川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有一个叫齐邦媛的东北女生,她考取了哲学系,朱光潜先生是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他十分关注齐邦媛的学习,查看了她的试卷,找到齐邦媛说:“我查看了你的国文考试,你多愁善感,不适合学习哲学。再说,现在抗战时期,有些哲学课程开不出来。因此,我建议你转到英文系来,我可以指导你的学习。”齐邦媛接受了朱光潜先生的建议,转到英文系学习后如鱼得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她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后被聘为台湾大学文学系教授,是将西方文学介绍到台湾的第一人,也是把台湾文学介绍到西方的第—人。又如,张资拱教授本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前,他在厦门大学任教,讲授普通化学,当时数学系学生卢嘉锡选修他的普通化学。张先生了解了卢嘉锡的学习情况后对他说:“你不是不可学数学,但我认为你学化学今后更有前途。我建议你转到化学系来。”卢嘉锡接受了张教授的建议,转到化学系学习,后来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他于1972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物质结构研究所,率先开展生物固氮结构的研究,提出福州网兜I和Ⅱ 模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同。他曾担任中 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多个国家的外 籍院士,获得众多的荣誉,是一位备受崇敬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显然,如果没有当初张资拱先生慧眼识才,兴许就没有卢嘉锡先生后来的成就,这就是精英教育的结果。

在分析了我国古代、民国时期和西方国家的精英教育之后发现,我国当今缺失各级精英教育是无疑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是根据李政道先生建议创办的,已经走过了近 40年的历程。虽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但它不是精英教育,充其量是培养少年大学生的模式,让一批聪明的少年提前上大学而已。在我国民间,也有一些教育机构打出精英教育的牌子,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坦率地说,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源,包括高水平的教师和资金,所以在公立教育独霸的一统天下的体制中,他们是很难立足的。即使能够立足,这些机构也很难长大,即使长大了,也没有政策保证让它们走得更远。因此,惟有国家教育当局端正对精英教育的认识,严肃认真地整顿各级教育,对初级和高级精英学校给予准确的功能定位,以构建我国各级精英教育体系。国家为长远计,必须把精英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事业的规划,给以人力、财力和政策的保障,让本来存在的精英人才茁壮成长,充分发挥他们在我国各个事业领域里的先导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炎黄子孙们祖祖辈辈的梦想。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精英教育,否则,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切不可以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呀!

参考文献

[1] 聂文聪.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遗产【N】.光明日报,2011-02-27(5).

[2]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1.

[3]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怎样 得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

[4] 【英】汤姆·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M】.尤卫军,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0.

[5] 【英】德·朗德里.西方教育词典【Z】.陈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5.

[6] 王丽云.中科院心理所:北京约有1.88万名超常儿童fN】. 北京日报,2009—06—03(3).

[7] 【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3.

[8] 李政道.创新人才需。一对一”培养【N】.人民日报, 2010-1 1-03(12)

原文发表于《大学教育科学》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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